组:亚视名誉主席林百欣出殡 下葬吉日另择

2018-06-20 16:04 来源:女性资讯网

孔泉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日本理应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他说,令人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却在竭力否认、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这种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行为是没有前途的。

如今,他向公安局提出要求:为其恢复名誉、追究民警刑讯逼供造成其残疾的刑事责任及赔偿损失费30万元

2005年7月28日,58岁的曾令江来到定安县公安局大接访办公室,向局长符关秀、副局长林斯清倾吐了自己29年的冤屈。讲述中,曾令江几次泣不成声:“他们说我是强奸杀人犯,把我一生都毁了,我要求公安局给我平反恢复名誉、追究当年办案民警刑讯逼供的刑事责任,赔偿我30万元损失费。”

曾令江是定安县新竹镇陆地人,1966年3月,刚满19岁的他参军入伍,并在部队加入了共青团。之后,曾令江退伍回到家乡当时的陆地大队当了出纳。

曾令江告诉记者他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在队里表现得很积极。然而飞来横祸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1976年11月3日,从海口来大队的下乡女知识青年、18岁的孟玲(化名)被人奸杀在一偏僻的草丛里。曾令江说,孟玲被杀案在当时轰动一时,公安部门很重视,当时县公安局的几个民警住在大队里调查案件,他是出纳,负责给民警买菜做饭。同队里所有男人一样,公安部门摸查时,他排着队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个手印改写了他的一生。

因涉嫌强奸杀人,同年12月3日,曾令江被县公安局抓走。29年过去了,曾令江对当年抓他的一幕记忆犹新。“那天上午,我陪公安吃完早餐,在大队部走廊里,几名公安突然将我按住,用绳子把我绑起来,然后将我押上一辆汽车。我与孟玲虽在一个大队,但没有什么交往,我不清楚公安为什么怀疑是我作案。”曾令江说,当时他被抓到公安局后,他天真地认为是公安局抓错人了,很快会放了他。当时他对公安人员说:“你们今天抓我上车,明天又要用车送我回去。”

曾令江说,被抓了以后,十几个人对他轮番审讯,“他们不让我睡觉,让我交代奸杀过程,他们用绳子抽打我,用拳头打我的脸,牙被打掉了3颗……”曾令江说,“6天不睡觉,我困得顶不住了,一头栽在地上。他们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起来,说我装死。我说死就死,我没杀人。他们说我顽固、狡猾,抗拒交代。在拷打中我不堪忍受,只好招供,过后,不甘心担罪名,又翻供。就这样,一个月中,我在反复的招供又翻供中痛苦地度过。”

曾令江说,在那个年代里,他遭遇的这场灾难,也使他的家人受到牵连。因为有了强奸杀人的哥哥,大妹妹被丈夫抛弃,流落他乡。当时在大队任妇女主任的二妹被革职,取消了保送上大学的资格,弟弟和妹妹也因此失学。尤其是父母更惨,被人骂,亲戚也跟他们划清界线,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几天的时间母亲的头发白了。

走进定安县灯光球场,曾令江的脚步更加沉重,球场虽说不是很大,但对于曾令江来说,这里让他痛心疾首。1977年初,这里曾举行过全县7000人的公捕大会,而公捕大会的对象就是他。

曾令江的妻子、42岁的黄德霞因爆竹爆炸烧伤了脸及双手,是位残疾人。她于1984年与曾令江结婚,现有两个儿子。黄德霞告诉记者,那天的公捕大会她曾全程目睹,当时她是定安中学初二的学生。“那天球场坐满人,主持人念他强奸杀人的罪状,会场的气氛很庄严,喇叭声音很大,很多人指着曾令江骂他是强奸杀人犯、是畜牲。有的人因举报有功奖励一个军用水壶及奖状。”

1979年11月9日,曾令江被释放,此时,他在看守所已整整被押3年。曾令江说至今他还记得他被释放的情景,那天,几个民警走进看守所对他冷冷地说:“你可以回去了。”他看着民警半天说不出话。“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想到自己三年所遭的罪,落下个病残的身体,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回去了”

曾令江说当他从看守所大门出来时,他看到整整3年未见的父母及兄妹:“我太激动了,想哭着冲向母亲,可我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摔倒在地,我爬着喊妈妈,可我嘴被打坏了,连‘妈妈’两个字都喊不清楚,母亲抱着我失声痛苦。在场来了10多个亲戚,大家哭成一片。”

看着儿子的惨状,曾令江的父亲悲愤难当。老人一头向墙壁撞去,以死明示儿子的清白:“我儿子是无辜的,你们要给我儿子平反。”老人被在场的乡亲拉住。

曾令江的家人在前一天接到公安部门的通知,说放出曾令江送医院治病。曾令江从看守所出来后,民警雇了个平板车将其送到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病。曾令江告诉记者,因病情严重,在定安治了两年后转到海口的一八七医院治疗。医疗费是定安公安局付的。曾令江说,几年的治疗他的病情有所缓解,但落个终身残疾,右腿瘸了,右臂僵硬,右手不能拿东西,口吃,语言不清。

曾令江被释放后,其父母开始漫长的上访。他们要求定安县公安局给儿子平反,就儿子的伤残讨个说法。

新竹镇陆地大队庄村离定安县城有20多公里,有时赶不上班车,曾令江的父母连夜走路3个小时到县城,母亲饿得难受用一条麻绳勒紧肚子。为了筹到去海口上访的路费,父母将一头黄牛卖了,只要有几元钱就要上访。

1983年,经定安县委、县政府研究,给曾令江一个正式工作指标,安排在县自来水厂工作。

曾令江的右手已经残疾,他用颤抖的左手缓慢地写下”我要申冤,还我清白”8个字。他对记者说:“29年了,自己被打的场面时常在脑子里闪现,我常常在恶梦中惊醒,那种恐惧、绝望、痛苦深深地刻在骨子里。当年办案民警刑讯逼供对我身体及精神的伤害以及对家人的伤害是无法估算的,县政府虽为我安排了工作,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没有平反证明,公安局没有无罪释放证,不清不白。我要求定安县公安局给我平反、恢复名誉,赔偿身体及精神伤害损失费30万,依法追究办案民警刑讯逼供伤害我的刑事责任。”

当年,定安县公安局依据什么将曾令江视为强奸杀人疑犯而将其一关就是三年呢?对其是否刑讯逼供呢?

曾参加曾令江一案办案的原定安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现年76岁的王成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孟玲被奸杀案发生后,当时海南还是广东的一个行政区,没有检察院,公安局不仅侦查抓人还负责起诉。当时,在凶杀现场有死者留下的一条扁担,扁担上的血指纹经海南、湛江及广东的4位指纹专家鉴定是曾令江的,再有一些其它证据形成证据链,据此公安局认定奸杀案是曾令江所为。后定安县法院判曾令江死刑,经海南行政区法院审核,认为血指纹有异议,后经上海、哈尔滨等指纹专家鉴定血指纹不是曾令江的,海南行政区法院据此判决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当时定安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也参加过当年的审讯,他说确实采取轮流审讯,让曾令江跪在地下也是事实,对其推搡也有。这位原副局长说,在他审讯时,他没有打曾令江,别人审讯时打没打,他不清楚。

定安县公安局局长符关秀、副局长林斯清认真听完曾令江的讲述后,仔细看阅其申诉材料。符局长当即责成该局督察及信访部门立即着手介入调查工作,并责令将信访纳入公安信访网。符局长表示,曾令江在公安局长大接访中反映情况,是对该局寄予厚望及信任,他对曾令江的遭遇表示同情。案件虽说过了快30年了,但公安局党委会高度重视,党委会对曾令江所提出的要求认真研究对待,近期给他一个明确合理的答复。

本报廊坊电(记者程建辉)初为人母的湖北籍年轻女孩陈英(化名),只因未满两月的女儿大哭不止,束手无策,竟将自己女儿活活掐死。近日,年轻妈妈陈英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廊坊市文安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文安县左各庄刑警队值班民警回忆,日前,年轻女子陈英走进刑警队,声称自己将年仅两个月的亲生女儿掐死了,说话的时候,该女子神情恍惚,几次哽咽不语。

据了解,年轻妈妈陈英是湖北省人,现在文安县左各庄镇某村与丈夫打工谋生。陈英自称婚后于2005年4月生下一女婴,因为年轻,不会带孩子,常常觉得非常苦恼。6月底的一天上午,陈英在文安左各庄某村自己租房处,本来就天气闷热,心烦意乱,再见自己的女儿大哭不止,自己又束手无策,就产生了杀死女儿的想法。于是,陈英用双手紧紧掐住女儿的脖子,不一会儿时间,就将女儿活活掐死,并将尸体埋在一砖厂附近。

中新网8月2日电据国家安监总局消息,8月1日16时左右,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第八工程局(中央企业)在云南省文山州谷拉水电站施工过程中,维修起重设备门机时,门机出现倾倒,目前已初步确认造成14人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

事故发生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第八工程局有关领导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开展抢救工作。

2004年7月9日晚,时任湖南临湘市(隶属岳阳的一个县级市)副市长的余斌接到岳阳市检察院反贪局“找你谈话”的通知。余斌说他当时已经非常清楚,关于他的“受贿”问题,市反贪局已经对他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取证。

7月16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余斌涉嫌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7月30日,批准对其逮捕。同年10月22日,根据岳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指定,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君山区检察院指控:“余斌自2001年4月自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钟希金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

“这些指控均是我在接受调查时主动交待的。”余斌说他在纪委工作了十多年,一直分管案件检察工作,“我太熟悉办案流程了,只要我不说,是很难查出来的。”他说,自认为襟怀坦荡,便主动如实地陈述了组织和检察机关所要了解的一切事实。

2004年11月25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被告人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认为可不做受贿数额认定。法庭审理认为,检察机关所指控的这22.5万元中,有9.5万元属于受贿,另10万元虽属朋友馈赠,但应认定为违法所得,其他款项的指控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法院还认为:“被告人提出的所收钱财中用于公务活动部分可不作受贿数额认定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余斌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但可作为本案件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随后余斌被取保候审。

12月23日,君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二、依法将被告人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岳阳市君山区检察院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余斌也以“不应领刑”为由提出了上诉。

2005年3月10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再次提出,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曾以教育局或市政府名义,将收受钱财中的15.47万元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余斌承认自己私自收受他人财物,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违反了党纪政纪,并没有违法犯罪,他所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公务活动,主观上没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故意。

余斌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就有15.47万元,这充分说明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个人占有的目的和动机。不能按照《刑法》中的贪污罪罪名进行论处。

就在各界仍在针对“余斌受贿案”展开激烈争议时,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7日下达了“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并于7月26日将裁定送达。余斌对此表示出了遗憾。

本报讯(记者郎清相)法学专家认为,余斌在受贿案中法院量刑适中,甚至没有严惩余斌,可能是考虑到其曾把受贿款项用于扶贫,“当然,这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田平安则指出,所有的事实都能完整的证明余斌构成受贿罪,受贿罪跟怎么使用受贿的款项是两个不同概念,“他的另类,可能是由于其良心上的发现”。不过余斌把受贿赃款用于扶贫,这让田教授还是感到吃惊。

“不过根据判决结果看,法院在量刑时,还是考虑到了其用受贿赃款用于扶贫的因素,对其判决没有克以重典”。

临湘市纪委常委沈洪波告诉记者,余斌曾经是纪委中颇具影响的人物,他的业务水平高,对外的协调能力也很强。他在纪委期间,曾经查办、撤职过5位违纪的正科级干部(行政级别与余斌平级)。

“他出了这事以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沈洪波告诉记者,“在我的印象中,余斌是一个不贪钱财,不占小便宜的干部。”

临湘市纪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余斌曾经在办理临湘市某局长的案子时,该局长有个同学在岳阳市任领导干部,当这位上级领导给他打招呼时,余斌硬是顶着压力,把案情查清楚了,并撤了这位局长的职。

临湘市纪委副书记邱国营介绍,余斌在纪委工作期间非常敬业,是单位的“主心骨”。他是一个非常坦诚、直率的人,不怕得罪领导,也不怕得罪同事,有不同的意见,只要有道理,他就会坚持。“现在的一些领导都喜欢下级说奉承话。”邱国营说,余直率的性格得罪了很多人。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领导打招呼、写条子,他从不领情。”临湘市纪委副书记刘世军说,作为多年的同事,他非常了解余斌是一个讲原则的人。

“他得罪了个别领导,具体情况不方便说。”刘世军叹息到,余斌是一个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干部,但他不善于保护自己。

副市长的困惑7月24日,在临湘市三桥东边的一套简陋的出租屋内,记者见到了余斌。

余斌对法院所认定的他在任教育局局长期间,收受教育局办公大楼项目经理钟希金人民币8.5万元贿赂一事并不否认。

“我在纪委工作11年,期间曾分管工程招标的监察工作,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目前的工程招标体制和现有的基建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导致基建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许多基建老板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因此,当钟希金送给我8.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并没有拒绝。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占有这笔钱,用这钱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并不构成原则性的问题。”余斌这样解释受贿理由。

“我这个副市长所能支配的就这一万元钱,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余斌说,他在任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市财政又非常紧张。

对此,庭审出示的证据也显示,余斌作为副市长,县财政每年所拨付的费用仅为1万元,其中还包括余斌用车的费用。

根据两次法庭调查显示,2002年春节前,某乡党委书记找到时任副市长的余斌,称该乡还有几个乡干部的工资没有解决,余斌便从这些“礼金”中拿出了一万元把几个乡干部的工资问题给解决了。2003年夏天,某村因渠道损坏导致纠纷,村民闹到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批示钱维修渠道,余斌随即给了该村5000元,从而平息了纠纷……

余斌说,多年来,他至少将所收受的贿赂以及朋友的馈赠中的15万余元发放了出去。

“我的这些做法,从形式上讲,的确是在受贿,但我没有自己占有,所以并不构成受贿罪。”余斌认为自己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同时他还解释按照组织程序收了赃款应该上缴的理由,“上缴不外乎有三个部门,自己的单位、检察院、纪委。交给了自己的单位和检察院,这些钱可能会变为一些单位的职员奖金;交给纪委,我作为一个副市长解决实际问题时又会捉襟见肘。”

余斌说他在任教育局局长之前,组织曾找他谈话:“你在纪委检察局工作时间太长,结怨太多,去教育局工作一段时间,回避一下矛盾,这样便于你在换届选举时去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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