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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数十家华人商店遭当地居民大规模劫掠

2016-03-29 17:09:10 来源:女性资讯网

他介绍,比如重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陪都,当时大量的爱国志士都集中于此,中国共产党的南方局也设立在那里。但现在这个城市对抗战遗迹保护得不够,大量历史建筑被拆毁,很多见证了历史的文化建筑也荡然无存,实在太可惜了。

本报讯“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以人们耳熟能详的《松花江上》的歌词开头,昨天,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民革主委邓宇民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把每年的9月18日设为中国的”国耻日“,在这一天坚决禁止开业、婚礼等各种庆典活动。

邓宇民委员介绍,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段历史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每年9月18日的9点18分,全国有上百个城市同时鸣响防空警报。”

“但是现在一些国人缺乏清醒的历史认识”。邓宇民说,这些人为讨些所谓的“口彩”,每年的9月18日,总会出现一些令人痛心的情景:在这天开业的、奠基的和举行婚礼的各种庆典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在一些地方,欢呼声和鞭炮声经常响成一片。“比如,2003年北京一所大学食堂开业时,甚至还打出了‘九一八,就要发’的宣传横幅。”邓宇民认为,这些都说明某些国人头脑中都缺少了“国耻日”的概念,而事实上,中国太需要一个确定的“国耻日”了。

他建议,应该把每年的9月18日作为“国耻日”,规定各个城市在这一天举行鸣警报之内的纪念活动。同时做出坚决禁止各种庆典活动的详细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商家或个人依法做出惩罚和问责。他认为,只有这样,国民的“国耻”意识才能真正得到增强,“知耻而后勇”,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得到前进。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低提交了两份提案,建议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应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建议每年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在这次两会上提出,关于南京大屠杀应设国家公祭的提案,有什么原因吗?

赵龙:我在南京工作,也可以说是一个南京的市民。60多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惨案至今还让幸存的老人们记忆犹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南京大屠杀只有停留于书本的模糊印象。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现在各省有很多文化博物(纪念)馆运行困难,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的情况如何?您提出升格纪念馆的级别,是不是也和经费有关?

赵龙:1985年8月,纪念馆在南京大屠杀遗址上建成,近20年来共接待参观者1100万人次。特别是2004年,在中央、江苏省以及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纪念馆开始实行免费开放,当年就有110多万人次进行参观。但由于纪念馆是属于南京市管理的地方性纪念馆,因而,有很多方面与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不相适应。

赵龙:我们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之一。据我了解,另两处惨案发生地,即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被爆者祈念馆均为国家级纪念馆,并均已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现在还只是个地方纪念馆,并没有成为国家级纪念馆,这与它的实际意义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有差距的。

新京报:您刚才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等纪念馆也都已成功申报,您觉得我们纪念馆的申报有难度吗?

赵龙:我觉得难度倒是没什么,关键是看我们去不去做。我认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说,除了应记录人类历史上的辉煌,也应记录人类历史上的灾难。

中国台湾网3月10日消息大陆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将于本月14日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当天进行表决,此法明确指出大陆方面将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用。岛内有媒体报道称,陈水扁已决定于3月26日率领50万台湾民众在台北市举行游行,当天游行将兵分多路,最后在中山足球场或中正纪念堂集结,并将举办晚会。

据悉,3月26日当天,除了陈水扁亲自带队走上街头外,“副总统”吕秀莲、台“行政院长”谢长廷、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等党政高层都会参与。

据悉,民进党打算在3·26发动50万人大游行,民进党还邀请各党领袖参加,不过国民党发言人郑丽文表示,国民党不会参加这项游行,国民党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两岸关系紧张,民进党的“急独”主张才是主要的因素,陈水扁不久前才说在他任期内台湾“独立”不可行,他有责任要说明清楚为何刚说过“台独”不可行,现在又要发动大游行。

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希望朝野团结一致对外,但问题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刻意制造台湾的内部对立和族群分歧,现在又说“不要对立”,民进党应该先自我检讨反省。(潇凝)

新华网香港3月10日电董建华10日下午在香港宣布,他已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辞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职务。

董建华说,由于长期的操劳,在去年第三季度以后,我已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以香港利益为重,我考虑向中央提出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的请求。出于对香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我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今日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辞职报告。

他说,香港现在各个方面的情况都不错。此刻,我对香港的前景比我就任的时候更加充满希望。他说,我有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为此,我衷心感谢市民给我机会,感谢中央政府对我信任,感谢所有同我工作过的同事给我支持和鼓励。

今年67岁的董建华,1996年12月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2002年2月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2005年2月28日,被增补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我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问题不容忽视。”王翔委员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人口与计划生育现状导致人口危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不平衡危机、人口老龄化不正常危机和维护人口正常替换不合理危机。

同时,人口与计划生育现状影响提升素质:一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反比例增长问题令人担忧,城市居民实行“一胎制”,而广大农村地区“二胞胎”已是普遍现象;新增人口接受教育的落差问题令人担忧;三是计划生育引发的道德问题令人担忧,社会上出现包二奶、假离婚甚至借腹生子现象。

调查显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对生第二个孩子感兴趣,近八成的博士和硕士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

王委员建议国家应慎重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适时完成立法程序,以城乡统筹推行以计划生育二胎制度为主导,深入进行立法调研,尽快完成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计划生育二胎制并非鼓励多生,超二胎依然不允许。强化经济调节手段,大幅提升超二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以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首席记者杨玉峰

著名时事评论员曹景行认为,在台湾不能独立这个问题上,大陆从上到下相当一致

全国人大各代表团8日开始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发言者群情激奋。在8日晚间的《时事开讲》节目中我表示,法案有全票通过的可能。不管是会场内代表的发言,还是在各方面接触到的各界的看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在台湾不能独立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从上到下都相当一致的。

8日当天公布的仅仅是王兆国有关的说明,而不是《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全文,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草案的全文到底是什么,怎么样的行文用词。14日上午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项议程就是表决《反分裂国家法》,只要通过以后就可以知道全文到底是什么。

人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如果是大家表决的话,最后都会公布表决的结果。我们知道,一些重大的法律、一些人事案件(的表决)都会有反对的、弃权的,但是8日在讨论当中,有一些代表就预测,这一次的《反分裂国家法》很可能以极高票通过,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甚至有一些记者预料是不是会破人大的纪录,甚至全票或者是以最高纪录的情况通过,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可能。因为不管是会场内的代表的发言,还是我们自己在各方面接触到的各界的看法,大概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在两岸问题上,就是台湾不能独立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意见是统一,而且这个绝大多数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历次的民调也证明了这一点。

8日下午有个电视节目问我,到底这个法案是不是代表了大陆的民意,我说应该是的,从上到下这一点是很统一的。

8日的小组讨论当中有一些代表来自基层,他们的用语很平民化。在北京小组的讨论中,有一位代表讲到,他说我们对台湾以前很多时候是好意相劝,放低姿态,但那些要搞“台独”的人还是执意要走那条路。他还讲到:“以前我们大陆很贫困、很不好的时候你们想反攻,现在我们好了,你们倒想独立,你们到底是什么用意?”他那个话讲了以后,大家的反应都很强烈。他讲,如果台湾给别人拿去了,那么中国人怎么睡得着觉。他是用很形象的语言说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在大陆的民间,确实大家对其他问题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最一致的,最没有多少分歧的就是在对台湾问题上———台湾不能独立。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台湾记者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一个台商带着他的朋友,是民进党人,在北京坐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发牢骚,说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结果那位民进党人士听了后说:“你看台湾,我们民进党可以执政,我们可以改变。”结果那个计程车司机听了以后说:“你们民进党要搞‘台独’,你们搞‘台独’我们就打你这个狗日的。”这个话令那个民进党人相当震撼。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说反映了中国的民意,而且现在来说,整个《反分裂国家法》箭在弦上。不是说民进党方面、台湾陈水扁方面做某种缓和的姿态就可以搁置立法,应该说就像姜恩柱在前几天的记者会上说,这是十年以来的两岸发展到今天,非要用一个立法的形式来最后地制止“台独”,划出一个底线的可能,这个应该是北京方面一个统一的看法。

台湾方面的反应当中,当然民进党,特别是台联方面会比较激烈,因为这个法就是针对他们要搞“台独”的人,就是说如果他们要搞“台独”,他们就是首当其冲要挨打的。如果他们不敢搞“台独”,也是因为这个法律触动了他们最痛的地方,我想他们的反应一定会比较强烈,但是他们会不会正面地挑战这个法律,这是我们今后要看的。

8日王兆国的说明之后,我会关注台湾方面的这几点,我也觉得台湾方面会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谢长廷说的,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他也要修宪,那个宪法好像是他的,他要怎么修就怎么修,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的条文,而且这个条文正是这一次《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依据,这是王兆国8日说明的,台湾方面要看清楚,并不是现在新提出来的。

第二是关于“武力”还是“非和平”。王兆国的说明当中用了“非和平”这个词,看来是这一次法案当中的一个政治的用意。但是王兆国也讲到,大陆方面从来没有承诺过放弃武力,所以在我看来,“非和平”和“武力”这个之间的区别,当然“非和平”含义可能更广一点,而且在用词上可能对其他,比如说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可能更高一点。但是,实际上“非和平的手段”跟“不放弃武力”是一致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授权。说明当中讲到,如果发生台湾独立这一类情况的话,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可以授权先采取措施,然后及时地报备。这个做法本身也是完全在体制之内的。台湾方面觉得会不会有人先斩后奏,先做了再算,我想他是不了解中国大陆军队的结构,也不了解中国的决策。实际上如果要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不是中央军委主席下令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台湾方面要弄清楚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当然是大家琢磨最多的,就是关于非和平措施,如果要用的话有三个前提,就是在和平统一的最后的希望、和平统一的努力完全无效的情况下,大陆可能采取“非和平”手段的三个前提当中的第二个,我觉得台湾方面倒是应该想一想,尤其是讲到“或者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这个到底针对的是什么。有一个例子,比如说陈水扁或者什么人他已经作出一个决定,2006或者2008年要搞“公投”制宪,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公投”,还没有制宪,但是这件事情将会发生这么一个后果的话,我想这个会是采取一个“非和平方式”的前提。

有关的这些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内政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国问题。就是台湾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用外界干预,但是王兆国说明当中两处提到了亚太地区的和平,北京方面承认两岸问题的解决本身也会影响到亚太地区,当然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比如在亚太地区有利益的各方。曹景行

人民网香港3月10日电记者刘韬报道:今天下午5点35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举行记者会,宣布提出辞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之职。

1937年5月29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是航运商人董浩云先生的长子,家中有一弟三妹。1947年定居香港。董建华在香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1960年获利物浦大学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之后,董建华旅居美国,先后在美国通用有限公司及家族公司任职。一九六九年返港,负责家族集团生意。

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竞选,获得大比数的选票,当选行政长官。同年12月16日,董建华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委任为香港特別行政区行政长官,并于1997年7月1日就职,成为香港特別行政区首位行政长官,任期为五年,2002年7月连任2005年2月28日,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增补董建华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参加行政长官前,董建华曾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事务顾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屆全国委员会委员(特邀)。

董建华业余喜爱阅读,尤爱读传记、历史、经济与国际时事书刊;此外,也喜爱运动,如旅游、太极和游泳。

本报讯城市存在大量流动人口,诱发犯罪高发,加强社会管理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陈旭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前,他已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的议案》,建议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

按照《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警察查验身份证必须限于“违法犯罪嫌疑人员”等四个条件。陈旭认为,现行法律限制过于严格,削弱了警察的职责,不利于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建议对其进行修改。

他的理由包括:身份证是一种身份证明,而不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城市人员大量流动,犯罪高发,警察查验身份证有利于社会管理;过分严格限制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权力,容易造成警察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弱化等等。

“查验身份证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陈旭在议案里还列举相关资料:1986年国务院制定《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到2003年6月我国第一部《居民身份证法》出台前,各地公安机关通过依法查验居民身份证,直接破获刑事案件达63.4万起,占破案总数的29.5%.除了打击违法犯罪,他认为查验身份证也是警察进行日常管理的重要手段。他称,若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警察经常遇到如城市流浪乞讨、露宿街头、深夜行人、男女混居、房屋非租赁人员等都不能检查,如果法律修改了,警察可以根据当事人身份提供服务,“需要救助的救助,需要跟家人联系的联系”。

昨天下午,记者专访了提交议案,建议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旭。

陈旭(以下简称陈):这法条规定警察查验身份证必须符合四条规定,最宽泛的一条是要有违法犯罪嫌疑,其它如实施现场管制等情况比较少。我觉得这个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存在问题。我认为身份证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也是老百姓办事的一种身份证明。我们既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也不能随便扩大他的基本权利。

我们考虑立法不能忽视国情,我们国家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员存在大量流动,犯罪高发必须要加强社会管理,那么就要求警察可以在不同场合查验身份证。

陈:警察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非常重要职责,限制过多会束缚警察的手脚,比较消极地对待社会管理。

陈:只要警察在执法公务中,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查,不应该有限制。

陈:这本身就是警察的权力,为什么要约束它呢?我觉得根本没必要约束它。的确可能存在一些警察不适当地检查身份证的现象,但这毕竟是少的,更多的警察查验身份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陈:这不是从犯罪的角度讲的,是从犯罪之前的行为讲的。你从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走,或者是从一个冷落的地方走,虽然没有(犯罪),但是我可以查你一下吧。为什么不可以呢?

新京报:可能很多老百姓担心,警察查身份证会不会是戴“有色眼镜”看我?

我们在外国被(警察)查证,也没有这种感觉。公民要理解,身份证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管理的工具,应该配合。

本报讯对于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陈旭修改居民身份证法,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前提条件的建议,北大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这种修改是警察权力的扩张,是立法理念的倒退。

昨晚,曾经参与过《居民身份证法》立法修改的湛中乐对记者采访时说,过去,警察通过查验身份证等多钟手段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过去也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有时候,随意的查验权甚至干扰了公民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我们看到警察查验权力的同时,应当预计到权力可能会被滥用。”

湛中乐说,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行政立法已经形成了一个进步,改进了过去以管制为主的立法理念,转变为限制无限扩张的行政权利,保护公民权利。“如果要修改,那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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