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亚:中美将共同阻止四国联盟争常提案

2018-06-21 11:26 来源:女性资讯网

一位姓魏的学生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什么交了钱的孩子拿黑白课本,没交书钱的孩子反而拿彩色课本,这对自己的孩子太不公平了。他宁愿多花钱给自己的孩子买彩色课本,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而一位拿到彩色教材的贫困生家长也告诉记者,她很感谢学校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免费发放课本,但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原因就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教材。“这样我心里很不塌实”这位家长说。

记者随后在进一步采访中发现,类似的情况在榆中县三角城小学、王家营小学等也存在,使用彩色教材的学生有30多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记者,他这种现象感到很不解,既然是扶贫性质的免费教材,为什么不使用成本低廉的黑白教材?贫困生拿的课本比交书费的学生还好,这让交全额书费的学生心里怎样想?

记者同时了解到,免费教材的购买资金来源于国家专项资金。各年级的语文、数学黑白课本的定价为2元至5元。单从价格方面进行比较,平均两本彩色课本要比黑白课本贵2元左右,享受免费教材的40多名学生因此要多占用八九十元的免费教材专项资金。

昨日,当记者就此问题进行扩大采访时,发现西固区某小学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现象。西固的这所小学,共有12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22名贫困生,这些学生全部拿着免费发放的黑白课本。

记者来到一位领到黑白课本的同学家,将他所拿的课本与其他同学所拿的彩色课进行了对比,黑白课本后面注明了“免费教材,禁止出售”,而没有标价。这位同学的家长说,班里的孩子都知道他家娃娃拿着黑白教材,是贫困生,这让家长感到很不自在。这样一来娃娃被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孩子,让孩子总有一种自卑感。

记者就此问题与该校校长取得了联系,他称,学校的课本都是通过正规途径取得的。刚开学时,学校到新华书店去取书,连同贫困生的课一同取来了。贫困生课本的注明免费发放,打开看是黑白的。为什么贫困生的课本与其他同学的课本不同,这个他也不清楚。石春

每当看见同龄的小伙伴欢快地从自己身边跑过,9岁男孩飞飞(化名)的眼睛里就充满了羡慕。飞飞出生3个月时得了一种怪病,他的左腿一直在疯长,至今已有30厘米粗。“有时腿很疼。”飞飞说:“等腿病治好了,我最想穿上短裤参加学校组织的百米赛跑。”

前天中午,记者来到飞飞的临时住所——回龙观一市场内的平房区。“阿姨好1坐在门前台阶上的飞飞见到记者,调皮地笑笑,一手支着右腿站起来。记者看到,在他所穿的肥大的牛仔裤里,右裤管松松垮垮的,而左裤腿却绷得紧紧的。飞飞的爸爸说,最近孩子的左脚、左腿更肿了,飞飞的左脚本该穿18号鞋,现在竟穿上了40号的鞋。

“走路的时候这条腿特别沉,”飞飞说,有时候他的腿疼得都睡不着。为了上学方便,飞飞目前就读于距家10多米远的一所小学。上三年级的飞飞说,他从没有上过体育课,也没有参加过运动类游戏,学校开运动会时他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当记者问:“你的左腿以后恢复正常了,最想干什么?”飞飞眼睛一亮,开心地笑着说:“真的么?我最想穿上短裤参加学校组织的百米赛跑1

据飞飞的父亲高先生介绍,孩子出生3个月后,左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红斑,并略粗于右腿。飞飞3岁时,他的左腿已明显粗了很多,红斑不但没消失反而扩散了。“孩子有时腿很疼,他妈就弄些猪苦胆给他外用加内服。”

2000年,高先生带着飞飞从老家黑龙江省七台河到哈尔滨检查,但没有确诊。此后,高先生一家三口先后曾到新疆、河南等地求医。“每当听说哪里的医院有可能治好孩子的病,我们就立刻赶去。”高先生说,去年7月,他们一家三口又辗转来到北京,在回龙观租了一间平房住了下来。

飞飞来到北京一年多,从没去过游乐场,但他对北京各大医院却非常熟悉,清楚地记得去什么医院坐几路公交车。飞飞的父亲说,孩子很懂事,他知道自己看病花了很多钱,从来都不说他想去哪里玩。

北京市公安医院普外淋巴病区的常医生介绍说,从飞飞的表面症状看,有可能是罕见的KT综合征,又叫血管畸形骨肥大综合征,是先天经脉发育畸形造成的,致使下肢大量静脉曲张。这只有经过血管造影的检查才可确诊,治疗还应针对症状和病因对症下药。“患者的年龄太小,从确诊到治疗都非常棘手,治疗带来的痛苦一般孩子无法配合。”据常大夫介绍,KT综合征的得病几率非常低,是一种罕见的病症,该医院曾接诊过KT综合征成年人患者。

“我们曾去了北京的6家大医院,都说治不了”在北京奔波了一年多,高先生说,他现在终于知道,儿子的腿是由于静脉血回流有问题,但现在没有哪个医院同意接收,这让他很苦恼。8月上旬,一个邻居说,河南一家医院有希望治好飞飞的病,于是高先生又带着飞飞去了河南,但结果仍旧让人失望。“8月12日,我们返回北京后发现,儿子的腿更粗了。可能是路走多了的缘故,孩子的腿一按就疼。”

8月15日是飞飞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学的日子。飞飞由于腿疼,上了两天学便请假在家休养。

“恨不得让我得这个怪病,好让儿子能跑能跳1飞飞的父亲说到这里哽咽了,他转身抹着眼泪,叹了一口气说:“这关系到孩子一生的幸福,无论如何我也得想办法治好儿子的病。”信报记者任宏实习生李金平

新华网纽约8月29日电去年在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遭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员殴打的中国公民赵燕定于29日下午在位于纽约布法罗市的联邦西区法院以联邦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赵燕经过长途飞行28日凌晨抵达布法罗市,随后与联邦助理检察官马丁·利特菲尔德进行了3小时的准备性谈话。事隔一年之后重返伤心地的赵燕表示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会给自己一个公道。她含着眼泪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再回到这个伤心地,但是如果她不出来指证,还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赵燕表示自己将“坚强面对,不管法庭情形怎样,打人的事实是存在的”。

28日晚,负责代理赵燕一案民事诉讼的罗斯·里根律师楼的罗斯律师和该律师楼中国部主管孙澜涛也与赵燕会面。罗斯说,他们此次赶来布法罗出席听证,就是为了表示对赵燕及其家人的支持。他表示,美国的司法体系处理个案需要时间,希望关心此案的华人能够耐心,并一起支持赵燕。他说:“我相信罗德斯会被判有罪,正义会得到伸张。”

赵燕是在赴美从事商务活动期间,于2004年7月21日在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时在一个公共区域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员罗德斯的殴打而受到严重身心伤害的。

【编者按】“为什么监管不到位,是不是怕得罪人?是不是与老板背后有什么猫腻?为什么头顶上有1500万立方米的水,还敢在底下打洞挖煤,这不是在拿矿工的生命赌博吗?按道理讲,这种条件是绝对不能开采的。我们有法,为什么不去管,为什么就不敢管?”8月8日,兴宁大兴煤矿,123个矿工在井下生死不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痛心疾首。

123个矿工终遇难!兴宁矿难的典型性在于集中体现了近年中国矿难频发的规律性问题,大多数矿难事件基本上都存在“三违”的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与无良矿主的利益有关,与当地某些利益集团及某些官员的利益有关。

矿难是如此频繁,最可怕的是,公众开始厌倦此类报道,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条生命消失逐渐习惯。8月19日,农历鬼节,滞留在兴宁的419名遇难矿工家属,在矿井前为浸泡在井底的亲人洒上一杯薄酒。令灾难不断的死结究竟是什么?本篇报道试图解答,谨此为遇难矿工献上我们的那一杯。

为什么监管不到位,是不是怕得罪人?是不是与老板背后有什么猫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曾云高不是黄槐首富,比他有钱的人还有好几个,只不过他们更加隐秘,行事更加低调而已。”在一栋破烂的铁门上生锈的砖房前,黄槐镇人邱华群说。这栋大门紧闭的房子正是其中一个家产上亿的矿老板的老屋,作为一种根的象征,它苍老地留在镇上,主人全家已经搬到深圳了。

尽管如此,在兴宁,仍然没有人怀疑曾云高的财力。就像在矿难频繁的山西,几乎没有人对矿老板一次性买去20辆悍马的新闻感到惊讶。

发生兴宁“8·7”特大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其前身四望嶂矿的雏形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口号中形成的。当年毛泽东曾提出“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兴宁人民以“挖空四望嶂,熔化铁山嶂”的豪言壮语赴诸实践。大锅饭的理想主义激情冷却成一堆灰烬后,煤矿被开决的市场洪水冲向承包制、私人买断、法人责任制、集体买断的命运路口。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东煤炭业面临“生死劫”。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四望嶂矿务局正是在此期间宣告全面停产,当时,矿务局下属的两个煤矿的巷道、通风、排水系统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在1999年7月30日,四望嶂矿务局破产的当天,曾云高以“当地政府指定受让人”的身份,买下大兴煤矿。

当时,这块肥肉让黄槐镇上的私营煤矿主们都眼红不已,为什么最后落到曾云高手上?一个姓邱的煤矿老板曾是曾云高的竞争对手,他为此准备了50万元“打通关节”,但被告知来晚了。曾云高以250万的廉价获得了四望嶂矿务局价值2.2亿元的固定资产,得到了四个矿井底车场巷道、泵房、变电所等矿井内的一切设备,并采取承包经营方式获得煤矿的开采经营权。

山西沁水县,永红、永安、侯村煤矿和嘉峰煤炭集运站“三矿一站”改制时,近五个亿的国有资产变成了1250万元,几家民营公司以3750万元买得“三矿一站”75%的股权,到2004年底按股权分红,累计获得利润3.7亿元,平均年收益率达到了300%;山西蒲县,政府“卖一送一”,一个年纳税百万元的煤矿被当作“陪嫁品”贱卖给了一个私企老板;秦皇岛,柳江煤矿中的长城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邢文利占股45%,达460多万元。

通过多种购股方式,一批原来的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拥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元股份,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

在曾云高的发迹史上,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开始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上峰煤矿一位股东说,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曾兼并或“联营”,矿老板要争取什么政策都是由曾云高去出面,然后在将花销平摊在每个矿主身上,“一般的人去跑关系,人家不会买账,实际上,曾成为黄槐煤矿老板的代言人。”

此时,曾的身家据说早已超亿元。兴宁市统计局提供的一个数据是,在1999年改制前,四望嶂矿务局年产煤50多万吨。大径里公司的产煤量如果不少于这个产量,按现在的吨煤市值计算,曾云高一年的收入就有2亿元。

过去一个通风口有专门的通风队守护,现在私人煤矿连通风口都成了拉煤通道

123条生命在矿难中化为乌有后,人们又重新怀念起原先改制前的煤矿。老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

1999年,参与四望嶂煤矿改制,并买下上峰煤矿的邱先生说,不论从煤矿安全生产设备还是人员配备,都被接手后的私营矿主砍断。“对利益的追逐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既让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矿主们希望到手的是一头能最大限量挤出奶的奶牛。”

邱曾是四望嶂煤矿的工人,干过维护通风设备、瓦斯安全等工作,在他的印象中,“信号房、抽水房”这些曾经需要几个人轮班值勤的设施,私营矿主闻所未闻。在老矿中,单一个通风口就成立了专门的通风队守护,而现在大多数私人煤矿的通风口都当成拉煤的通道了,因为多打一个通风口,就得花费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经费。

“在以前的煤矿,哪怕是一个开关都是用防爆的,都是铝装电缆,而私人承包后,为了节省成本,都改用橡皮膜电缆。”

国营煤矿注重安全知识的培训,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上一堂课,每天还补贴6元。“但这些,甚至没有进入过私营矿主思考范围,他们早想好了理由——谁愿意出这笔冤枉钱,培训后不干了,找谁去?”

“大兴煤矿渗水,原因就在于,他们把隔水煤层也挖走了。”干煤矿的人都知道,这些煤层是专门挡住顶头的深水,一有松动就得赶紧填补,丝毫不能马虎。重庆籍矿工蓝卓洲证实,隔水煤层掉落已有10多天了,煤矿也没有过问,任由矿工将支撑生死的擎天柱挖塌。

榨干,榨干,榨干。伴随着不断上涨的煤价和开采利润的急剧膨胀,私营煤矿主竭泽而渔的心态几近疯狂。大兴煤矿改制前,生产许可证规定年生产规模为3万吨。但是据事故调查组查实,今年上半年该矿就已经生产了五六万吨煤,是全年设计生产规模的两倍。为了多产高产,该矿每天超标准地大量组织工人下井作业。

我国约有2.5万个煤矿,其中2.3万个是乡镇煤矿,全部由个人承包经营,每年煤矿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中,乡镇煤矿占70%,而重大或特大事故占80%。香港中文大学行政学院王绍光教授统计,现在国有重点煤矿平均每百万吨死1人左右;地方煤矿是5人左右;小煤矿死人将近十七八人。8月22日,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在“2005年广东省安全生产会议”上表示:广东近几年来,事故起数和死亡总人数均占全国的1/10左右,连续几年高居全国第一,带血之煤已经形成。

国有煤矿的安全问题也并非高枕无忧,2月14日,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死亡214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矿难,孙家湾煤矿便属国有。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小煤矿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德军认为:“国营煤矿和私营煤矿都存在对煤矿安全投入不够的问题,尤其是私营煤矿,几乎是一片空白。”

据了解,我国对煤矿安全的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安全生产投入占GDP的3.3%。长期以来,大多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主要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提取,比率要求大于20%,而根据实际调查,不少煤矿安全投入提取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安全投入欠账使投产后的生产项目无法正常运转;或不能健康运行。

“一个很浅显的比方,我花100万去买两个抽水泵,不如节省一半的钱多找几口矿洞。”私营煤矿主、黄槐人邱龙坤说。

曾云高既是商人,又是政府公务人员,是人大代表,还有个隐蔽身份——警察

“几乎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湖南省娄底市一名处理矿难的官员说。

而像曾云高这样集商人和政府公务人员于一身的还是比较少见。除了兴宁和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身份,曾的另一个隐蔽身份是警察。

“虽然曾云高没有穿警服,但他依然是黄槐派出所的挂职民警。”原四望嶂矿区公安分局一位姓曾的部门领导说,曾云高的警服就是他亲手发的。

1998年四望嶂矿下马,曾云高成了留守人员,负责矿区的保卫和善后处理。2003年,四望嶂矿转制,该公安分局取消,按照有关的规定,曾云高的编制被转入当地公安部门,成为黄槐派出所民警。和曾云高一样,出事的大兴煤矿董事长曾繁金也在黄槐派出所挂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云高是先后提出了《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的兴宁、梅州市人大代表,自家的煤矿却一直没有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又出了震惊全国的特大安全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长、监察部部长李至伦说:“一个证照不全、管理混乱、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企业,居然可以在政府监管下存在数年,特别是在省里已经明令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仍然肆无忌惮地组织生产,以致酿成惨祸,这中间有无腐败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一场矿难往往能带出一系列的腐败问题。

2004年,湖南娄底市掀起了整肃“官煤勾结”的反腐风暴。整肃风暴中,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的县级市涟源,包括该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长和一名煤炭局副局长在内的10名官员被批捕,46名官员受到惩处。

在山西临汾市,51名参与经营或者充当“保护伞”的中共党员干部受到查处。因私开矿问题,一个县的常务副县长被撤职,两个县的地矿局长被撤职,另外一个县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为非法矿主充当“保护伞”,也被撤消职务。

今年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新富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该矿矿主彭国财竟然是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在曾云高的大径里煤矿公司有65个“影子股东”,当地的工商注册登记无法查到其详细状况。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65个股东中,其中有一些身份是入股征集人与集资人代表,也就是说,每个名字下分别代表着一批人,召集人许诺给他们不同的利润与分红比例,他们各自名下还有一本细账。目前,已经归案的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十几名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参与过入股召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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