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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表示希望对华日元贷款能够善始善终

2017-04-26 14:20:32 来源:女性资讯网

“现在腐败分子的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而且反侦查技术也不断提高,纪检监察部门传统办案手段已滞后。”昨天,赵咏秋表示,目前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手段仅依靠一支笔、一张纸、一部照相机开展调查,没有规定进行过程监督的特殊职能,仅能在接受举报后进行事后调查,给腐败信息的获取和取证带来很大困难。

“我们往往因为缺乏证据,,而使一些腐败分子罪行‘由重变轻、由轻变无’。”就此,她建议,应修改中纪委有关办案规定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纪检监察开展事前、事中监督的现代化仪器设备和权力,如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在某些腐败的多发、易发地点或程序环节设置“线人”进行跟踪侦探,可以采用微型摄像机和其他先进电子光学监控系统实行隐蔽的监督、调查和取证。

假如这些侦查手段可以通过立法确定下来,赵咏秋的设想是,可以聘请社会特约监督员充当“线人”进行暗访,但更稳妥的方式是安排纪检监察干警“卧底”直接侦查。她还强调,对这些“线人”、“卧底“一定要高度保密,并且提高他们的待遇。

中新网3月14日电13日下午3时至7时半,来自大陆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近千人聚集在美国休斯顿市中心FourSeasons旅馆前,抗议吕秀莲以“过境”为名推动“台独外交”。

据美国侨报报道,下午13时左右,以休斯顿专家协会会员为首的华人华侨到达了抗议聚集地点。15时左右,来自休斯顿大学、莱斯大学、德州农工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盖维斯顿大学及休斯顿和奥斯汀市的华人华侨行动委员会租来的校车陆续来到了抗议聚集地点。“台湾属于中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傍晚时分,旅馆楼前驶来了几部车,从车上下来的媒体工作人员架起了长枪短炮对着示威的人群录像拍照。忙过一阵后,台湾东森电视台的记者来到街对面的抗议人群中,采访了休斯顿反独促统委员会会长许华章先生和专家协会前会长张自洪博士。

许华章说,我多年来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核心组的成员,所以我站在美国的利益说话。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法案阻止台湾脱离中国大陆,就如当年美国联邦政府阻止南方脱离联邦政府一样。

此外,他也指出,我不认为美国会派兵为“台独”而战,因为美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和经济利益。《反分裂国家法》是反对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而非爱好和平的广大台湾同胞。我们华裔华侨在此是表达反独促统的意愿,并非是向所谓“副总统”(编者注:指吕秀莲)示威抗议,她不值得我们这样做。

张自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吕秀莲“过境”休斯顿是为美国的“台独”势力打气,同时寻求美国政界的支持,为推动“台独”争取武力保证。

他指出,台湾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独”终将导致战争,为两岸人民带来灾难。

报道还指出,休斯顿近日很多中文报刊登出了以“休斯顿华人反独促统联合行动委员会”署名的整版黑白广告。广告的标题是“吕秀莲,休斯顿不欢迎你!”,副标题是抗议吕秀莲以“过境”为名推动“台独外交”。广告的文章里严厉地谴责吕秀莲是“台独政府”的急先锋。文章中强调“我们反对美国任何行政官员和议员同吕秀莲会面,因为它会传达一个错误信息:美国支持台湾‘独立’。”

3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已经“建立境内外追逃、追赃协作机制,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14人,一批携款外逃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归案”。事实上,中国政府缉捕外逃贪官的力度有增无减,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放全球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情况通报,通常会在右上角标有红、蓝、绿、黑、黄、橙6种底色的方块,方块里还印有国际刑警的警徽。蓝色用于查询某人的犯罪情况,绿色用于通报某一危险人物情况,黑色用于通报某一死亡人员情况,黄色用于通报失踪人员,橙色用于通报恐怖活动。红色通报则是赫赫有名的红色通缉令,是一种临时刑事拘留证书。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前局长朱恩涛说,红色通缉令由经办国国际刑警中心局局长和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秘书长共同签发,各国中心局据此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拘捕。各国警方在接到红色通缉令以后,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临时拘捕和引渡,大大加快了办案速度,简化了引渡程序。

印有犯罪嫌疑人大头照的红色通缉令,主要内容分成两大部分:一是身份描述,如姓名、国籍、外貌特征等,有的还提供指纹、护照或身份证件号码等;二是司法内容,主要说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缉捕的法律根据,包括案情摘要、同案犯、罪名、引用法律条款、刑期、执法时效和逮捕证、判决书等。

朱恩涛告诉记者,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必须见到红色通缉令的原件,经过法律专家审核等一系列程序之后,才会签发。审核过程原先是两三个月,现在基本两个星期就能确定。1993年4月,中国农业银行河北衡水中心支行100亿美元备用现汇信用证诈骗案,作为特急案件,仅用了20多个小时,就签发了红色通缉令,结果100亿美元的信用证全部冻结,钱被悉数追回。

记者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的通缉栏里发现,在全球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中,只有52名中国公民,臭名昭著的赖昌星、杨秀珠等人,却不在其中。记者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获悉,原来,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系统有两套,一套是公共网络,可以在互联网上查询;另一套是内部通讯网络,各成员国国家中心局在这套内部网络里可以看到一切通缉信息。中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有些不便完全公开的犯罪信息,一般要求只在内部网络上公布。赖昌星、杨秀珠等人的犯罪事实,出于调查取证等多方面考虑,也只在内部网络上公布。

各成员国国家中心局在内部网络上,一般都会将这些通缉信息导入自己国家的内部执法网络,有的引入到口岸管理部门。一旦这些被通缉者以通缉的身份进出入口岸,执法部门的信息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报,从而当场把犯罪嫌疑人抓获。

记者经调查获悉,今年中国已经申请发出了3份红色通缉令,通缉3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还有几份红色通缉令正在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的审核之中。据透露,2004年,中国申请发出了31份红色通缉令;2003年,申请发出46份。

红色通缉令的有效期是5年。期满之后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可以再续5年,直到抓住为止。这样,通缉同一犯罪嫌疑人的红色通缉令可能要重复发放好几次。从1984年9月至今,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有20年,据估计,每年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大约在30—40份之间,总数大约800份左右。

目前,中国发出的红色通缉令,绝大多数的通缉对象都是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暴力、毒品等犯罪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经济与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国内一般都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广,活动能量大,他们的犯罪过程往往经过了长期周密的准备,绝大多数人都有假造的其他身份,因此,他们在案发前或案发时,往往能够顺利出逃。他们以什么身份出境,去了哪些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往往不能迅速查知,这给缉捕带来了很大困难。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才申请发出红色通缉令,请求其他成员国协助调查这些中国人的身份,并缉捕归案。

杨秀珠出逃时,就用了假造的身份。尽管如此,一旦得知她的准确下落,执法部门会采取相片比对、DNA与指纹等生物比对的方法,确认改变身份之后的杨秀珠正是她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执法部门就可以将她缉捕。此前被通缉8年之久的钱宏,虽然他换了身份,还做了整容手术,但最终还是被抓了回来。只要这些犯罪嫌疑人在逃,红色通缉令就会一直发挥作用。

据国际刑警组织统计,2003年全球共发放了2122份通告,其中红色通缉令达到1207份,共有1960名案犯被抓获。2004年,仅中国国家中心局收到的红色通缉令就有1620份。目前全球有效的各种通告大约有1.4万份,其中一半以上是红色通缉令。

外逃贪官们本来以为,在国内捞足钱之后,在国外就可以过上天堂般的生活。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了。在红色通缉令的剑光之下,外逃贪官已经无法再过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一旦公开露面,往往就会被人指认,只能隐姓埋名,惶惶不可终日。同时,贪官们还得提防黑社会的敲诈勒索。他们捞钱出逃,为的是逃脱法律制裁,然而,他们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却因此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黑社会犯罪分子正是看中了这些人不敢报案的致命弱点,一再敲诈这些身藏巨款的逃犯。一位犯罪嫌疑人在被敲诈得身无分文后,黑社会还继续敲诈他,并直接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走投无路的犯罪嫌疑人最后只能主动到使馆投案自首。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诈骗4.8亿美元,在出逃过程中就一再被黑社会敲诈,终日惶恐,年仅41岁就已满头白发。当被中国警方押解后,他心里反而踏实了。贵州省交通厅前厅长卢万里,贪污受贿索贿5500多万元,案发后用假名仓皇出逃太平洋岛国斐济。3个月后被押解回国时,卢万里的头发也是白了大半。他说:“真的回来了,也就踏实了、死心了。”

被红色通缉令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很多还没有被抓回来。除了一些人“蒸发”之外,还有许多制约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刑警组织专家卢国学说,有政治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法律原因。

卢国学说,我国的贪官主要逃往美国等发达国家。尽管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愿意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只将孙民与余振东两人递解给了我国。公开的原因是法律上的差异,实际上还有其他政治与经济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政治歧视,司法部门不配合,以各种理由推脱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经济原因也很重要。这些贪官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赃款洗成合法收入,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投资性移民。要将这些在当地已经“合法”的资金认定为不合法,既要通晓当地法律,又要掌握谈判技巧,取证非常艰难,过程非常复杂。谈判的结果一般是,对方会要求与中国按一定比例分掉这笔赃款,具体比例视各国情况与案情而定。

法律原因主要是中外刑法上的一些差异。比如,有些国家通行的惯例是“非暴力犯罪不适用死刑”,这与我国的司法制度是冲突的,这种冲突成为引渡外逃贪官的主要障碍。即使有些国家与我们签订了引渡协议,但无条件引渡一般仅适用毒品、洗钱等国际犯罪,有些国家不把贪官的职务犯罪列在引渡范围之内。作为公职人员,贪官们往往还会在外逃国寻求政治庇护等,使打击外逃贪官受到一定的限制。

朱恩涛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国际刑警组织依然在全力帮助中国。不论被通缉人员逃到天涯还是海角,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本报记者石华

《新闻报》: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去年10月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策划绑架两名中国工程师的部落非法武装头目阿卜杜拉·马哈苏德,在3月5日巴军方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发动的一次清剿行动中胸部受伤,并在11日晚死去。目前,巴军方、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当地官员、马哈苏德的亲属都不能证实此消息。

《黎明报》:巴外交部发言人13日断然否认巴将向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提供其用过的离心分离机以调查伊朗核问题。上周,巴新闻部长正式承认巴基斯坦核武器之父卡迪尔·汗曾向伊朗提供过几台用于提纯核武器级铀的离心分离机。

《每日新闻报》:巴军方发言人肖卡特·苏丹对该报透露,安全部队13日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发动了一次新的清剿恐怖分子行动,并在行动中抓获了10名拥有重武器的恐怖嫌疑分子,但该发言人拒绝证实这些恐怖嫌疑分子的身份。

本报讯记者叶枫报道30年前,辽宁体育馆建馆之后的第一场演出是以高空惊险闻名世界的朝鲜平壤杂技。下个月,在政府决定将体育馆搬迁至长白后,平壤杂技团将再次来体育馆演出。辽宁省演出公司向社会征集30年前的演出票,前十名拥有者可每张旧票兑换两张新门票及一份纪念品。

据辽宁体育馆(大馆)原副馆长周德顺介绍,朝鲜平壤杂技团在世界上很有名气,几乎获得过国际上所有的杂技大奖。尤其他们的惊险高空杂技代表世界最高水平。该杂技团将“跳板”、“走绳”、“双人秋千”朝鲜的民族传统游戏融进杂技表演,空中体操像空中飞天舞。空中秋千和空中大飞人节目是最惊险刺激的节目,一般的演出场所因为没有这么高的空间都不能演出这样的节目。此次演出,这些精彩的节目都将上演。

省演出公司的白淑学30年前在大馆做票务工作,对于要征集的演出票,他介绍,“演出票在那个年代算是豪华版,比平常的演出票大两倍,那时想买到这个票十分困难,多数都是单位购买发放的,能看到演出的都倍感骄傲。”

事隔30年之后,朝鲜平壤杂技团还保持着当年的荣誉,而今日的大馆已经很长时间没进行演出了,里边的设施也部分损坏。沈阳市政府多次提及将把大馆置换搬迁到长白,当长白地区矗立起新的现代化体育场之后,这个曾经是沈阳人骄傲的大馆将退出历史舞台。

本报讯在本次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黄席樾教授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立法防止“过劳死”。

今年1月22日-26日,清华大学两位正值壮年的教师接连去世,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本报曾对此事进行报道,该事件也是黄席樾提交议案的一个动因

据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的五十三四岁。“过劳死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中青年知识分子是过劳死的主要人群,主要是因为中青年知识分子承载的负担过重。”黄席樾代表说。

他说,“过劳死”的共同特点就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而“过劳死”根子在相关制度设置、社会建构等方面。因此,必须在制度建设上做出努力,抑制“过劳死”过度蔓延。

黄席樾代表提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劳动保障制度,但是没有考虑对于大量脑力劳动者工作中的精神压力。在制度层面,我国对“过劳死”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对“过劳死”的国家补偿机制不健全,没有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赔偿范畴。

黄席樾代表提出首先应从法律角度界定“过劳死”,建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增加相应确认、衡量劳动强度的更为全面、准确和明细的规定。此外,应该修改现行《劳动法》,明确符合一定条件的“过劳死”是工伤中的一种。同时,应明确规定“过劳死”的责任承担形式,各个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必须要严格遵守带薪休假制度,有关行政机关要严厉督促各用工单位严格执行带薪休假制度。

为给“过劳死”死者以最广泛的、最大限度的补偿,黄席樾代表建议制定一部全面的《过劳死防治法》。

在此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黄席樾教授提交议案,建议立法防止“过劳死”。昨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黄席樾(以下简称黄):非常普遍,情况也很严重。原来是在一些知识分子,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过劳死”的案例。

黄:主要是一些高强度脑力劳动者,像高校、科研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医疗、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还包括你们新闻记者。

黄:很多人对自身的期望值高而且精神压力大,很多是“工作狂”,而在我们大学里,周末做实验上班的老师比比皆是。很多人夜班多而且工作时间不规律,长时间睡眠不足几乎没有休闲活动与嗜好的人等等。

黄:过去我就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最近清华大学两名教师猝死的事件给了我很大震动。我觉得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重视的时候了,应该立法保护防止我们的知识分子再“过劳死”。

黄: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的“过劳死”承担责任,如果死者遗属提出侵权的赔偿请求,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新京报:可很多时候“过劳死”是自己压力过大形成的,让用人单位完全承担责任是不是不公平?

黄:“过劳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其次,劳动者之所以会“过劳死”很大程度上是用人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规,要求劳动者承担超时、超强度的工作任务,积劳成疾所致。

黄:个人也有一定责任。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量力而行。盲目地和别人攀比成绩,使得压力过大。

黄:靠制度建设,靠立法。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没有专门针对预防和处理“过劳死”的。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或者专门立法来防范“过劳死”,保障劳动者的合理休息权。

昨日,主管职业病防治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星说,“目前我国城市的加速发展使得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超负荷脑力工作者,他们的工作状态和非健康状态急需得到重视。”高星说,目前我国的法定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由卫生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但“过劳死”不在其中。

高星认为,如果国家要把“过劳死”纳入法定职业病目录,肯定需要先进行监测调研,但目前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的死因鉴定程序并不完善,即使一个人“过劳死”,但他的死亡只会由医院报到公安局,职业病防治机构无法获悉。而目前的亚健康体检中心虽然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对一些职业相关疾病做预防性检查,但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

他说,目前,只有国家尽快出台一些政策,将“过劳死”等职业相关疾病纳入法定职业病范畴,法规前提下的职业病监测和鉴定才能让“过劳死”得到相应的赔偿和社会保障。

马怀德说,从立法角度对“过劳死”及其工伤认定都很难,法律只能从根本上保证劳动者的劳动权与休息权,法律无法限定其参加竞争,也就无法避免其生活压力。因此,对“过劳死”者制订专门的抚恤政策,也没必要,只要国家正常的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制度跟上就可。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小君教授分析,“脑体倒挂”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个教授不足以让其过上体面生活,他要买房子,养孩子,他必须多做项目,如同民工多揽活一样。

对于“过劳死”者的工伤认定,杨小君认为,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是公还是私很难判断。有的人本来就有疾病征兆,是否工伤也就很难认定。

杨小君认为,此类问题从立法角度上讲也没有可操作性,也不是立一个法规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具体单位负责,把配套政策做好,尽量免除其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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